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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实践中，我国市场化债转股偏离了“债转股”的本质，改善企业公司治理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。一是定位于降低财务成本而非改善公司治理。“债转股”企业中一部分其实是优质企业，只是因为杠杆率较高，缺乏补充资本金的途径，通过“债转股”调整会计账目、降低财务成本。另一部分企业确实经营困难、偿债能力不足，迫切需要改善公司治理和经营绩效，但这些企业一旦“债转股”，就如同进入了政策托底、不会破产的保险箱。由于没有破产清算的压力，无论是企业还是银行，通过“债转股”改善企业治理和经营的动力不足，存在明显的道德风险。二是“明股实债”。一些企业“债转股”之后，股东与银行约定持股一定期限后对股权进行回购，并附加较高的收益率。名义上是股权，但实际上仍然是固定收益的债权，属于会计报表的就地调整，银行持有的企业资产属性并没有本质的改变。因此，银行仍然在企业公司治理中“置身事外”，既不派出董事，也不参与日常经营，只是静候股权清盘退出。这与“债转股”通过银行持股，改善公司治理，增强企业盈利能力的初衷南辕北辙。

责任编辑：张迪经济观察网 记者 杜远7月6日，泛海控股（000046.SZ）72亿元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已成功获批，深交所日前出具了无异议函。在当前资本市场震荡、地产行业融资环境趋紧的形势下，这笔融资将使泛海获得有力的资金支持。近期，不少地产企业在融资方面遭遇一定困难，多家企业缩减了发债规模，同时市场人士认为，资管新规的出台也提高了地产企业融资的难度，从而加剧了市场对地产企业后市走向的担忧。

近39亿元业绩承诺能否完成？根据公告，在此次交易中，交易方之间还涉及业绩对赌。也即，上市公司与李永新等8名业绩补偿义务人签署了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》。根据协议，本次交易的业绩补偿期为2018年度、2019年度和2020年度。在业绩补偿期内，中公教育扣非后归母净利润数须分别不低于9.3亿元、13亿元和16.5亿元。

刘军还记得出发去冕宁救火前，新疆的战友来西昌看望他们，当时还有张浩，他们一起吃了饭，几个人搂着肩膀拍了合照。“那段时间接到的火情密集，几乎每天都在打火，但我们在一起，没觉得辛苦。”刘军说，他忘不掉木里县牺牲的战友，希望人们也记得他们，“他们真的很优秀。”

一国的金融模式与该国股权融资发达程度、市场竞争程度、法律体系、金融业综合经营程度等相关因素相匹配、相适应。比如，美国资本市场高度发达，外部股东对企业经营构成有效监督，是防范并承担风险的第一道防线，因此银行作为偿还优先级较高的债权人，在企业正常经营状态下可依靠企业内部治理，只在企业经营不善时介入，银行控制和影响企业的主观意愿相对较低。同时，高度竞争的金融市场中，无论银行还是企业都可自由选择合作伙伴、“用脚投票”，金融机构想掌握企业控制权亦不具备客观条件。而在日本，由于金融市场的外部约束较弱，外部股东作用有限，同时财团的控制力和影响力较强，因此银行既有意愿，也有能力与企业建立紧密的股权联系，施加较强的影响和控制。

环球时报：有声音认为，中国在过去40年取得的成就是搭美国“顺风车”的结果。您怎么评价这种论调？龙永图：这是一种莫名其妙的荒唐逻辑。外界评价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成就，一般会强调三个方面。一是让7亿人口脱贫，在这一过程中，美国给过我们什么帮助？二是中国建立了全球最大的世界工厂，这是全球产业链转移的结果，更是源于中国最普通农民工做出的巨大贡献和付出的沉重代价，是他们背井离乡，在几乎没有什么社会保障的情况下，用血与汗为中国经济发展赢得了积累财富的“第一桶金”。如果说这一成就是美国的功劳，恐怕美国人自己都不会相信。第三是我们建成了全世界最好的基础设施，这其实是中国领导人的远见与建设者奋斗的结果。在这方面，来自日本、欧洲以及港澳地区的援助可能要比美国大得多。